第三十二期 2016/12


單元一〈公民參與刑事審判之上訴審量刑審查問題——日本最高法院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小法庭判決研析〉 莊杏茹

上訴制度旨在審查救濟,至關體系正義與公平審判。稟於整體證據構造理解爭點是否藉兩造攻防在審判中釐清,真實發見與科刑效果是否允妥,當是公民參與刑事審判調合實體法與程序法應合之表現。嚴格的評議量刑規範,記明爭點評議意見,得規範心證恣意之危險,有助上訴法院審查刑之選擇、刑期,乃至科處財產刑之範圍,科刑對應具體個案內容,故立法允之裁量餘地,責任衡酌須以客觀證據之質、量、內容使行為責任評價明確,各界討論量刑當否,須論及上訴審查評議量刑程序及其結構,處理量刑當否,應落實評議量刑規範,使違法情節與刑罰實質對稱。


單元二〈犯罪行為人的罪責——心理的事實還是規範的歸責?〉 Ulfrid Neumann著/王效文譯

對於一些刑法學者而言,行為人的「罪責」或可非難性是一種與行為人有關的心理事實。其他人則是認為行為人的「罪責」是將非難予以規範性歸責的結果。這些觀點中哪一個更可取的提問,不僅僅提出了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此問題之答案對於刑法中的罪責原則之涵蓋範圍也是具有決定性的。本文將藉由兩個例子來說明此點。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因為有意識地自醉而在自我招致無責任能力狀態下行為之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相較於臺灣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德國刑法對於以可非難之方式招致自己欠缺責任能力之行為人,並不排除於有關無責任能力行為人的規定適用範圍之外(德國刑法典第二十條)。反對臺灣法中此等規定,捍衛德國法立場的學者主張,對於有過咎地招致自己無責任能力的行為人排除掉無責任能力之抗辯,違反了行為人被禁止之行為必須與其有過咎之心理狀態同時存在之原則(同時存在原則)。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臺灣法採取的解決方案違反了罪責原則。本文認為,此種批評忽略了刑法罪責基本的規範性質。刑法罪責作為一種規範性的概念,是可以歸屬至時間上發生在刑法禁止行為實行之前的行為。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罪責原則是否係以「或有或無」之方式運作,或者某一特定刑法規定可否以或多或少之程度符合罪責原則的問題。有人認為,將罪責原則以二值來處理的學界通說是基於對罪責/可非難性的本體論理解(罪責作為心理事實)。立基於對罪責規範性的理解上(罪責作為非難的歸責),進一步的區分則變得可能。因此,罪責原則確切而言被解釋為一種原則(在法理論的意義上)而不是一種規則。這兩種解釋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對於這些解釋加以考量,我們在罪責原則適用的核心領域應將其解釋為規則,在其適用的邊陲領域則應解釋為原則。


單元三〈土耳其繼受瑞士民法典親屬法及文化衝突〉 Prof. Dr. Mustafa Aksu著/葉婉如譯

繼受自瑞士民法典的土耳其親屬法於繼受過程中面臨到法律和奧圖曼社會文化之間的文化衝突。有關作為繼受法應如何調整適用於制定該法律之國家人民的問題,繫諸於兩個因素:第一,既存法規範對於該國之社會文化因素,如宗教、文化、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依賴關係;第二,規範應用過程中的法律規範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規範複合體、法典,甚至是整體的法的轉化,主要係透過經由明文規定,或是以立法文書形式等方式呈現。然而,作為法律繼受的整體,則以另外一種形式,亦即以一個動態過程在發生。本文主要將探討,在土耳其親屬法於繼受過程中的文化和衝突的問題,將特別針對未成年婚姻、強制世俗婚、一夫一妻制及祖父母子女會面交往權及夫妻財產制等,於法律繼受時可能產生的問題加以討論。



回目錄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