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期 2010/06


單元一〈第三人之禁止錯誤與資訊風險〉 古承宗

基於社會的高度科技化與資訊化結果,人與人之間的資訊交換變得更為快速、簡單,不過,智慧財產保護也因此遇到困境。對於資訊使用者而言,過於便利的資訊複製行為,往往造成稀釋侵權意識的現象。對於行為違法性欠缺認識的資訊使用者,亦常受到第三人的利用,從事違法的著作重製行為,而此現象正是涉及到(附屬)刑法上利用他人禁止錯誤行為的犯罪參與難題。對此問題,本文從資訊風險的概念出發並主張,被利用人的禁止錯誤是可避免的情形,利用人只能成立教唆犯;反之,在不可避免的情形,則是成立間接正犯。


單元二〈對向犯之研究〉 許澤天

「必要共犯」向來是學界在犯罪參與論中所處理的主題之一,尤其有關對向犯的探討,係其重點所在。對向犯,係指構成要件必須由二人以上,從不同(對立)方向朝向相同目的之加工,始能加以實現的罪名。依照最高法院的判例見解,若是刑法只就一方行為人規定其行為之可罰性,則另外一方行為人,縱使符合共犯之前提,亦不得成立犯罪。然而,此一欠缺法律明文基礎的主張,其根據究係為何,最高法院之見解得否一般化成為總則性之學理規則,則屬本文探討的對象。依照筆者的看法,此一不罰理由,必須從法益保護的角度及刑法分則之各罪構成要件析論得出。


單元三〈德國威瑪憲法基本權之形成與基本權理論發展1918-1933〉 王韻茹

本文係描述德國威瑪憲法第二部分基本權利與基本義務章節之歷史發展。威瑪共和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的結果,一方面結束德國君主制;一方面開啟德國民主共和。整個威瑪制憲過程,在政治上,自最早爭議基本權是否入憲之議題以及過程中政府草稿數次變動,而最後以「基本權之父Konrad Beyerle」擴張版本取代了「憲法之父Hugo Preuß」的謙抑政府版本。其中,各政黨之參與及意見表達也反映出當時社會與政治上對於基本權意義與理解之變遷。學術上,威瑪憲法第二部分對於當時國家法學者而言乃是屬於新的領域,因為多數規定已非十九世紀自由權的概念所能理解掌握。而當時國家法學「方法與方向論之爭論」也助長基本權解釋與基本權理論之開展。這時期的理論影響了一九四九年德國聯邦共和的基本權理論重新形成。惟當時不利的政治現實條件,卻使得制憲者與學術的努力,於一夕間在一九三三年因國家社會主義政黨而化為烏有。


單元四〈資訊誘因、資訊價值與先契約的資訊揭露義務──兼論契約法的經濟功能面向〉 楊宏暉

知識有價,資訊係一經濟財,具有財產價值,也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及「非排他性」,因此,從增進整體社會福祉的觀點,資訊最好能夠大量的散布,這樣才能使多數人得以利用。但是,另一方面,資訊的取得,需要投入成本,而且最終能否取得資訊,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資訊的搜尋具有風險性。基本上,理性的當事人會依據成本效益來決定資訊努力的程度。資訊揭露義務的有無,會影響到當事人的行為誘因,特別是在一般認為有價值資訊的取得,必須要花費成本,以及各當事人應自行取得必要資訊,不能仰賴他人提供,否則雙方將難獲得必要資訊,使締約失其效率,從而使得說明義務的肯認,往往有所保留。在資訊成本與誘因的考量下,使得資訊揭露義務滲入了經濟層面的理由,而資訊不對稱問題也會對私法交易產生阻礙及引發投機,在契約法也承擔一定經濟任務的認識下,這些經濟因素的考量,將可運用於契約法規則的詮釋過程。因此,當一方當事人握有他方所不知的契約相關資訊時,其是否應負揭露義務,可以從法律經濟分析的觀點,予以說明及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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