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期 2008/06


單元一〈國際刑法之保護法益與刑罰目的〉 王效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社會為了對嚴重侵害人權之犯罪行為予以處罰,先後成立了國際軍事法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以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等專設法庭。除此之外,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於1998年7月17日在羅馬正式被簽署。根據此規約,2002年7月1日在荷蘭海牙正式成立了常設的國際刑事法院。

隨著羅馬規約與國際刑事法院的出現,國際刑法已逐漸成為當代刑法學與國際法學中的重要課題。由於國際刑法不同於內國刑法而有其特別之性質,故本文除了對國際刑法為簡短介紹以外,將特別針對國際刑法所特有之保護法益與刑罰目的為探討,以求能釐清國際刑法在此二層面上與內國刑法之區別。


單元二〈論勞動三權理論基礎與我國工會法修正方向-以美國工會法制發展角度觀察〉 陳俊仁

攸關全國數百萬勞工權益的「勞動三法」的修正,在近幾年來,終於獲致突破性的進展,進而可望於立法院本會期開花結果。所謂「勞動三法」,乃係勞動法學界參酌日本國憲法第二十八條,與美國「國家勞工關係法」所保障勞工之「團結權」、「集體協商權」與為勞工共同利益之維護與保障所行使之「爭議權」等勞動基本權,而提出與我國現行之「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等三部相對應的法律而言。勞僱雙方本可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就雙方之給付條件與給付內容而為協商,並達成合意,締結勞動契約;本無待國家予以立法,來特別加以規範。然而由於個別勞動者與僱主間協商地位的不平等,雙方實難進行實質意義之協商;因此,允許勞動者以集體方式共同與僱主協商,實有其必要,以維護勞動者之權益;此即歐美各國行之有年之「集體協商」制度,此於我國,即係具體體現於「團體協約法」。集體協商之前提,在於勞動者能有效團結一致,以工會組織之健全為必要;職是之故,工會法制之規範,將對勞動者權益有深遠之影響,而值得仔細的探究。本文以美國工會法制為經,我國工會法制為緯,以我國、日本、與美國工會法制之理論基礎為藍本,分析我國工會制度可能面臨的艱困情勢,以之檢視我國工會法之修正,並提供建議,以為我國工會法制修正之參考。

本文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第二部分第一章探討美國工會法制之發展,由美國繼受英國普通法之「僱用自由意志」(employment-at-will)原則,論述與介紹美國工會法制與工會發展之成因,與工會主義(unionism)的興起,及至而後「國家勞工關係法」之立法,與相關美國工會法制之建立。第二部分第二章探討美國工會法制之理論基礎。藉由比較我國、日本、與美國對於勞動者勞動三權的保障,及其於工會法制之具體實踐,以及美國「國家勞工關係法」所揭櫫其之所以賦予勞動者勞動三權之理由,論述與說明美國工會法制之理論基礎,係著眼於「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第三部分第一章以美國工會制度面臨日趨衰退之嚴峻情勢,探討經濟發展對於美國工會法制之衝擊與影響。並就貿易的全球化、運輸工具與科技的發達、派遣勞動力的盛行、勞動力結構的改變、與勞動法制的完備等層面,分析美國工會制度面臨日趨衰退嚴峻情勢之原因。第三部分第二章承續美國工會制度面臨日趨衰退嚴峻情勢原因的分析,探討我國工會制度所面臨之更加嚴峻的情勢與挑戰。同時,藉由分析我國工會制度可能面臨的艱困情勢,並以之檢視我國工會法之修正,分析其中可能的不足之處,並提供建議,以為我國工會法制修正之參考。第四部分為結論。


單元三〈2006 年德國一般平等待遇法-勞動法領域平等貫徹的新契機?〉 林佳和

在當代政治哲學「為什麼要平等」 ( Why-Equality ?) 之均等主義論戰中,私法領域內是否應有平等原則之實現,始終是法律理論與實踐之難題。德國 2006 年制定之一般平等待遇法,承襲自數則歐盟層次之相關指令,也繼續學說與實務之長久累積,試圖建立一貫穿於私法領域內,普遍之平等權保障與歧視禁止之通則,包括更清晰之比較要素與合法差別待遇之要件與類型。不論具體之成效為何,特別著眼於勞動法領域之普遍平等原則的貫徹,德國一般平等待遇法必須加以理解與分析,尤其是其思維主軸與意識,均值吾國相關問題之參考。


單元四〈論限制偵查階段指定辯護之合理性與意義〉 鄭聖業

刑事訴訟程序中,國家基於某些特定事由而負有對被告指定辯護人予以協助之義務,然而對於相同事由的案件,於審判階段負有指定辯護義務,於先前的偵查階段卻不生此義務,如此限制偵查階段指定辯護的作法,不論是從現實上資源考量或是學理上理論基礎,皆無從尋得合理化之理由。即便從偵查與審判階段對於辯護權的需求來比較,亦難謂偵查階段之需求顯然不及審判階段。是以可能的真正理由乃在於,對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之法主體性的輕忽以及基於偵查機關本位而來的敵視辯護權心態所致,而最核心的問題則為刑事偵查乃是目的性朝向有罪推定下的發現真實活動,這些因素方為最值得正視與反省之處。故本文主張,指定義務之有無乃取決於事由的本身,而非程序階段的前後。國家機關應將既有事由的審判階段指定辯護義務延伸至偵查階段。近期雖有法律扶助基金會試辦「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服務」專案,然並非得以民間公益機構主動付出的行為,據為國家義務的免責事由,反倒適足以提醒國家,於刑事訴訟法上,作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取得辯護人協助機會保障的指定辯護制度,仍有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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