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期 2007/12


單元一〈考試評分之判斷餘地〉 宋健弘

自Otto Bachof建立判斷餘地理論後,考試評分即被歸納入判斷餘地的典型核心,此乃因法律賦予典試委員考試評分權,就此部分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典試委員享有一定範圍之決定空間,只要其判斷程序與組織適法、無違一般法律原則,典試委員之判斷均屬合法,法院應予尊重,不能就其內容予以實質審查。然而,考試評分之結果可能影響人民之工作權、服公職權或學習自由,在適用判斷餘地理論後,因法院就考試評分之實質內容無法置喙,使得人民請求法律途徑予以救濟之權利,實質上形同完全被剝奪,反足以撐起典試委員的保護傘,與法治國原則追求的目標,猶有未符。本文即在探討,如何在典試委員與應考人、考試機關與司法機關間取得平衡,就傳統的判斷餘地理論,在考試評分事件中,予以正確的適用,讓考試評分程序能在法治原則的支配下,確保人民之自由權利。


單元二〈論量能課稅原則〉 柯格鐘

按量能課稅為稅法上之基本原則,在我國學說與實務上已能肯定其基本價值,惟其內容之具體化在我國則仍有待進一步加強。根據各國量能課稅原則發展之歷史,其已經指出作為量能課稅原則適用之指標共有所得、財產與消費等三者。其落實為具體化原則則有普遍原則、全部原則、實值原則、實現原則、淨值原則、終生所得原則、個人課稅原則、綜合所得稅原則與實質課稅原則。依據量能課稅原則,維持個人生存之最低需求不得予以課稅,但未必對於所得必須採取累進稅率之方式課稅。量能課稅原則雖為基本原則,仍在社會目的之稅法規範與簡化目的之稅法規範中,受到限制。


單元三〈我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制度之研析德國法之啟示兼評大毅經營權爭奪案〉 陳彥良

董事選舉制度,特別是累積投票制一直是備受關注和討論之議題,累積投票制是指每一股份擁有董事選舉權,與應選出的董事席次相同,股東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於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用意在保障小股東的選舉權,使少數派股東推派的代表也可以當選董事。在二00一年我國公司法曾做過大幅度之修正,在董事選舉制度方面,對董事之選任制度將自一九六六年便強制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選任董事應採「累積投票制」加以更動。不再強制規定董事選舉應採累積投票制,而是原則上採累積投票制,但若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排除,不受此限。修法後國內出現不少爭議案件,近來則有陽信銀行疑似掏空案和國巨、大毅爭奪經營權案,於陽信銀行疑似掏空案中,據報載陽信銀行董事長陳勝宏夫婦涉嫌違法放貸,遭檢調調查,股東也不滿其透過「全額連記法」改選董監事,認為陳氏家族有意壟斷董事會,故已有四百多位股東連署,將在立法院下一會期向立委陳情提案,希望恢復採取累積投票制。再者便是大毅案,大毅為排拒國巨之併購,董事會決議在股東會新增議程中,出現兩項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提出的股東提案,但其中一案即為董監改選將採用「全額連記法」。因大毅案中有許多係董事選舉制度中極爭議之部分,故就本事件對我國現行法制有關董事選舉制度加以檢討,並參酌德國法制加以討論,檢驗我國現行法制得當與否。


單元四〈夢想或現實?由紐西蘭經驗看修復式司法之可能性以法院轉介之修復式司法方案為中心〉 謝如媛

雖然修復式司法的理念在國際間已經有非常多的討論與實踐,然各界至今對於何謂修復式司法卻仍有爭議。大致上來說,修復式司法可分為「純粹模式」與「最大化模式」兩種,前者著重於當事人自願的對話程序,強調對話與溝通;後者著重的是結果,並不以當事人的參與為必要條件,只要可以修復犯罪所生的損害即可,且其所謂的修復可能是象徵性地修復抽象的損害。筆者認為,基於修復式司法的精神,前者才是落實修復式司法理念的較佳途徑。而紐西蘭政府自2001年起所推行的「法院轉介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是以「純粹模式」作為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尊重當事人的意願,提供友善對話的環境,同時又能兼顧司法實務的需求,不僅在理論上可為純粹模式的可行性提供依據,也足以作為我國未來試行相關措施的參考。


單元五〈坦誠義務:公司監控之關鍵工具〉 陳譽汯

長久以來,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因資訊問題而不彰。傳統上,公司法僅要求公司經營者依法行事,造成了其對於資訊揭露之消極回應,然而倘若經營者不願提供充分資訊,任何相對應之監控機制設計皆屬枉然。當一善意且盡責之公司經營者,在進行商業決策、追求達成公司之最佳利益時,依其注意義務本即負有充分蒐集資訊之責,然而,部分依法須交由公司股東決定之事項,於進行股東表決程序之同時,最基本之資訊要求卻不受重視,因此股東們在資訊不充分,甚或是被誤導之投票狀況下投票,時有所聞,相類似之情況,亦常見於在有利害關係衝突之事項上。相對於此,在美國法上,經由一連串之判決肯認,上位之忠實義務下,尚有一獨立之下位義務-坦誠義務,藉之消彌既存之資訊管道缺陷。該義務可區分為兩大部分:揭露義務與完全坦誠義務,分別適用在不同之情形與公司內部組織間,而揭露義務多與證券交易法之資訊公開要求相結合。因此若欲引進此一新確立之獨立義務類型,當以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忠實義務條款為基礎較為妥適。雖忠實義務乃存在於公司與公司負責人二者間,但如前所述,本法卻有諸多重要事項,仍是交予股東代公司進行決定,故可推得在此類事項上,公司負責人對於股東亦負有公正義務,故本文認美國法下對於坦誠義務之分類方式殊值參考。此外,為求可發揮各內部治理組織之預期效用,亦宜肯認公司內部組織間,互負坦誠義務,換言之,公司經營者對於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負有坦誠義務,而公司經營者彼此間,尤於一般董事對於獨立董事,或是因有利害衝突而需迴避投票之董事,對於其他董事間,亦當負有該義務。

當公司經營者,對於某一事項須以股東之意見為依時,公司經營者當揭露相關之重要資訊,而所謂之重要資訊,亦即公司經營者現所掌有,且為一理性股東認屬重要者。此外,當公司經營者僅例行而直接地對公司股東公開消息時,當確保資訊之正確與真實。另一方面,坦誠義務雖屬改善監控機制之關鍵工具,然為求公司監察,與「經營與所有分離」概念下專業經營,二者間之衡平,公司經營者所負擔之坦誠義務,在揭露之事項上當有所限縮,本文以為,此時宜以現行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與第十四條之五所定之事項為依,且應為公平與充分之揭露,亦即包含已可見或未浮現之財務上或非財務利益關係;而對於違反坦誠義務之救濟措施,則可藉由向法院請求定暫時關係假處分以保護現狀,避免更重大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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