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期 2004/12


單元一 〈從教學自由檢討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許育典

教師教學自由是教師專業生涯的靈魂。本文以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為主要的探討對象,透過教育基本權的憲法釋義學思考,導出教師教學自由作為教育基本權主觀法功能的防禦權保護法益,是以保護學生人格自由開展為核心的教育任務,嘗試從 教師教學自由的概念及憲法基礎 出發,探討教師教學自由的憲法保障依據,並分析教育基本權保障下教師教學自由的內涵。在台灣當前的教育改革中,劃時代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教師教學自由最相關,依此綱要所施行的九年一貫課程,在支持與反對、期待與觀望中已然展開,所以本文擬從教師教學自由的憲法保障觀點,檢驗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合憲性,並針對九一年貫課程綱要的可能缺失,提出改善與建議。

 

單元二〈論民事程序中之摸索證明〉姜世明

摸索證明是否應予禁止之問題,在德國法上之討論已由來已久;但在我國則較少被論及,即在實務上亦不見有判決直接使用「摸索證明」一詞者,對於此一制度之研究,可謂係我國民事訴訟法上尚待開發之領域。

所謂摸索證明主要係指證據聲明中之證據主題未予表明或表示不明確,而證據調查聲請人乃希冀藉由此次證據調查而獲得新主張之事實基礎或新證據方法。其中最具爭議問題乃對於應證事實乃基於推測而提出者,是否應區別舉證人有否提出適當根據 以決定其准否?

摸索證明是否應予准許之問題,乃涉及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實體上權利及訴訟上之證明權與不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及第三人之自由權、名譽權、隱私權、營業秘密權等權利間之衝突與調協。其且與辯論主義、具體化義務、真實義務、訴訟促進及訴訟經濟之訴訟法基本要求、權利濫用禁止與誠信原則等在理論上有一定之緊張之關係。就此,在民事訴訟法學上究竟應為如何之理解,乃為本文探討之中心。

 

單元三〈壓迫與解放-美國種族主義中的認同政治(下)〉李佳玟

美國人一向自豪其擁有民主、自由、平等的傳統,美國亦以這些自由主義的價值作為其獨特的國家認同。然而,在現實上,美國人卻無法否認,該國歷史上對待少數民族的方式,踐踏這個國家所自豪的「美國傳統」或「美國精神」。對於美國國家認同與種族主義的關係,一般認為:美國歷史上對於少數民族的歧視與壓迫,是部分美國人背棄美國精神的結果。在這類解釋裡,美國國家認同是道德無暇的,與少數民族一樣,都是種族主義傷害的對象。

本文綜合法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式,針對美國刑事司法體制對於弱勢族群之處置,探索美國國家認同、種族主義與司法正義之間的關係。本文發現:美國國家認同在種族問題上扮演曖昧的角色。一方面,在美國歷史中,國家認同經常成為種族主義的同義詞。透過對於正義與犯罪之定義的影響,國家認同成為壓迫少數民族的合理化依據。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國國家認同中的自由、平等等價值,亦是弱勢民族藉以反抗種族壓迫的利器。弱勢者要求主流社會必須依據美國精神,給予自由的保護,以及平等的尊重與待遇。換言之,美國的國家認同在種族議題上,同時具有壓迫性與解放性。即便在強調多元文化的今日,依然維持這樣的曖昧狀況。

 

單元四〈Schadensersatz fur das unerwunschte Kind  Wrongful Birth und Wrongful Life -〉Eduard Picker

本文作者主張,承認父母基於不被其期待之生命請求損害賠償權之見解,不論從法體系立場、法政策觀點或從法倫理觀點,都無法被認同。

既然小孩之存在不應被視為損害源頭是基本不爭之共識,則扶養小孩之扶養費也不應屬於具有賠償力之損害,因為由扶養義務所產生之費用,是小孩之存在所不可避免之結果。但是,德國司法卻忽視此一事實,而將因扶養義務所產生之費用作為肯定損害賠償之理由基礎。

作者也指出「縱使德國聯邦法院之立場並非十分貫徹,但是對於肯定父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確已經採取比較保守之立場,並藉由嚴格請求損害賠償基礎的方式修正原先立場」。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德國聯邦法院關於「錯誤生育」(亦即父母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問題)與「錯誤生命」(關於小孩本身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問題)之判決理由是相互衝突矛盾的:因為將小孩生命視為父母的損害而肯定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且認為帶有殘障之生命對於小孩本身非為損害之觀點,並不具說服力。

作者在此也徹底建構出其對於享樂主義將小孩視為損害問題解決方法之見解,認為享樂主義將某些人之生命定位為損害,並將社會成員區分為「被期待」以及「不被期待」兩種成員之見解,在文明社會中實窒礙難行。因為如此一來,生物社會對其同類之人的原始恐懼會因此又被喚醒。相反的,唯有對於所有社會成員無限制地接受?才能保有成員彼此間的原始信賴,也才能維持每一個人生命之安全性。

 

單元五〈小孩是否為損害(「錯誤生命」)-論德國醫師對於不被期待的子女誕生之賠償責任〉侯英泠 

本文作者主張,承認父母基於不被其期待之生命請求損害賠償權之見解,不論從法體系立場、法政策觀點或從法倫理觀點,都無法被認同。

既然小孩之存在不應被視為損害源頭是基本不爭之共識,則扶養小孩之扶養費也不應屬於具有賠償力之損害,因為由扶養義務所產生之費用,是小孩之存在所不可避免之結果。但是,德國司法卻忽視此一事實,而將因扶養義務所產生之費用作為肯定損害賠償之理由基礎。

作者也指出「縱使德國聯邦法院之立場並非十分貫徹,但是對於肯定父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確已經採取比較保守之立場,並藉由嚴格請求損害賠償基礎的方式修正原先立場」。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德國聯邦法院關於「錯誤生育」(亦即父母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問題)與「錯誤生命」(關於小孩本身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問題)之判決理由是相互衝突矛盾的:因為將小孩生命視為父母的損害而肯定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且認為帶有殘障之生命對於小孩本身非為損害之觀點,並不具說服力。

作者在此也徹底建構出其對於享樂主義將小孩視為損害問題解決方法之見解,認為享樂主義將某些人之生命定位為損害,並將社會成員區分為「被期待」以及「不被期待」兩種成員之見解,在文明社會中實窒礙難行。因為如此一來,生物社會對其同類之人的原始恐懼會因此又被喚醒。相反的,唯有對於所有社會成員無限制地接受?才能保有成員彼此間的原始信賴,也才能維持每一個人生命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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