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期 2002/12


單元一 〈全民健保行政之法律關係〉蔡維音

本文特別著眼於全民健康保險之行政任務乃透過「中介單位」(「投保單位」與「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來履行之特性,試圖藉由其法律定位、法律關係之定性,對全民健保行政之權益關係提出說明與解析。文中分就以下兩分面進行分析:

健保基礎關係之行政業務:健保局 → 投保單位 → 被保險人

醫療服務提供之行政業務:健保局 → 醫事服務機構 → 保險對象

在全民健保基礎關係的定位上,筆者在對近來學界所提出的見解做出回應與論辯之後,仍維持原來「公法上債之關係」的認定,並採取將投保單位界定為健保局之行政助手的定位方式,來解析此一路徑之行政法律關係。另一方面,在透過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所履行之行政業務上,筆者同意將健保合約認定為行政處分之間手段選擇之容許性及競合之效果;最後則是對於醫療服務提供做為行政任務之履行,藉由「公私並行之法律關係」的立說提出解析。

 

單元二〈文化差異、多元文化國與原住民教育權〉許育典

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對於不同精神思想、政治意識以及文化認同的現象、問題與看法,每個人或群體都可能有其差異性的對立。這樣的文化差異或文化多樣性的開展,其實也是文化成長及進步的泉源。事實上,憲法上不同文化基本權的保障,也涉及到多樣的文化差異的保護情形。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的規定中明文提及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這個規定的目的,是在於透過憲法的規範,建構多元文化國的憲法保障基礎,賦予國家保護不同或多樣文化差異的義務,而這必須透過多元文化國的國家中立性原則與寬容原則的建構來落實。當原住民學生進入國家的教育系統中,也必須面對其文化差異的問題。而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國家究竟應當扮演什麼的角色,才能解決這個原住民教育上的文化差異問題,並落實原住民教育權的保障,是本文主要的思考與探討脈絡。

 

單元三〈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制-以個人資訊保護法為中心 〉陳秀峰

隨著時光荏苒、科技發展,屬於基本人權之隱私權內涵由消極性的「獨處而不受外界干擾之權利」演變成積極性的「自己資訊控制權」。個人資料、個人資訊的保護原本屬於個人隱私保護的一環,其在網際網路時代應如何予以保護,並兼顧同為基本人權之資料、資訊流通自由,則更顯得非常重要,因如僅重視個人資料之自由流通,而就線上處理之個人資料未有周全保護,影響所及者不僅僅是個人,尚關係著以個人  資料為基礎的電子商務之發展前景,因此各國都極重視包括網路上隱私在內而能兼顧個人隱私與資料流通的隱私權保護法制之建立,希望打造一個能與國際社會接軌的保護法制,避免成為網路時代的國際孤兒。本文藉對隱私權內涵的演變概況,及推動個人資訊保護國際趨勢的一九八○年 OECD 指導原則、一九九五年 EU 指令之瞭解,觀察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制實況,尤其以日本因應 EU 指令所提出現正由國會審議的「個人資訊保護法案」為中心,觀察其提案經緯-以「個人資訊保護制度中間報告」揭明立法藍圖,「個人資訊保護基本法制大綱案(中間整理)」提出法案雛形,「個人資訊保護基本法制大綱」擬訂法案初稿,及至「個人資訊保護法案」成立而提出於國會-與該法案之主要架構(雙重構造)及內容。雖日本的立法方式有其特殊性,與我國所採方式不同,但其對各個問題點之考量及規定,仍不失為可供參考的對象,故期望能有助於我國修正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檢討。

 

單元四〈由德國社會治療( Sozial therapie )論性犯罪者之處遇措施〉盧映潔

由於一連串轟動的兒童性侵害謀殺事件,使得性犯罪議題在德國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立法者在強大輿論壓力下,於一九九八年透過第六次刑法修正案以及「對抗性犯罪及其他危險犯罪法」,在刑事制裁體系中展開對性犯罪人的全面監控。其中重大修改是有關性犯罪之受刑人在行刑過程中的處遇方式,亦即了監獄行刑法的修正,強制性犯罪受刑人進入社會治療監禁所,藉此讓適於接受治療的受刑人能獲得治療的機會。本文以下即以性犯罪人之社會治療處遇措施為主題,先就德國行刑領域處遇措施為主題,先就德國行刑領域之社會治療的意義、歷史發展及其近況做一介紹,之後再針對性犯罪人的社會治療為進一步的說明。

 

單元五〈「計劃外生命」與「計劃外生育」之民事上賠償責任之爭議〉侯英泠

生殖醫學發達,改變許多過去不可能之事,成為可能之事,同時也增添許多新的問題,其中之一即是 wrongful life 與 wrongful birth 之損害賠償問題。前者乃指新生命就自己被誕生之事實,是否可以期待「不應被誕生卻被誕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後者的問題則在於:因基因分析結果錯誤而生下帶有多種殘障小孩的父母對於醫師是否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wrongful life 之主要在於:人是否有權利「請求不被誕生」,從而對於被誕生之事實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權。 wrongful birth 的問題則在於:懷孕婦女為了避免生育帶有殘障之小孩而接受檢查,結果卻事與願違生下帶有多重殘障小孩,雖然身為父母對於小孩有法定扶養義務,但是若對當初醫師之檢查正確,則孕婦會選擇墮胎不會生下帶有多重殘障小孩,所以扶養殘障小孩的費用是否可以視為損害進而要求醫師賠償?不論是 wrongful life 或 wrongful birth 的問題都在何謂損害以及損害之範圍如何界定。

此問題屬於法律解釋之高技術層面問題以及法律哲學問題,所以在國外引起很大爭議,法國民事庭之判決與立法者間之對立,或者德國聯邦法院與憲法法院間的意見分歧,目前我國也有相關之判決,惜未有文獻深入探討,本文希望在此能對各國判決與學說爭議點加以分析探討,期能對於日後法院之判決提供一些可能思考方向。

 



回目錄

 


Top